建行行长刘桂平：普惠金融是提高包容性实现金融权利平等

       “普惠金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其本质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市场化运营，提高金融体系的协同性和包容性，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保障新时代普罗大众的平等金融权益。”
       6月15日，在2019高金（北京）论坛上，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就普惠金融展开详细论述。他认为，未来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是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而不仅仅限于“普惠”，所谓金融排斥就是某些弱势群体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体系，没有能力以恰当的方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对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或者是歧视造成的外生性金融排斥，本质在于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改善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由于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造成的内生性排斥，根本途径在于吸收最新科技成果，拥抱数字科技，融入数据时代，以数据科技提高普惠金融的能力，真正实现金融权利的机会平等、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金融服务的应享尽享。
       这也是刘桂平自2019年3月从重庆履新建行行长一职之后，首次具体阐述他对于普惠金融的理解和理念。
       以下为刘桂平发言全文（略有删减）：
       从理论发展和实践演进看，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实施路径和发展目标都经历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当今世界正在由工业化世代相信息化时代快速演进，信息化的底层是数字，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普惠金融全新的时代价值和丰富内涵。
       普惠金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其本质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市场化运营，提高金融体系的协同性和包容性，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保障新时代普罗大众的平等金融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
       个人认为大力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是金融业支持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途径；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金融供给之间矛盾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保障。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扎实做好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普罗社会大众，惠及广大民生。分享我的四点思考。
       第一，大数据拓展了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由于信息和信用的不对称，业务和客户分散，点多面广，传统普惠金融一直难以解决客户维护和管理成本高，缺乏规模效应，风控压力大、服务不均衡、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普惠金融的有机结合彻底改变了普惠金融的行业面貌和金融模式，这是金融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正在孕育着一场生动的金融创新实践，为解决传统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一是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网络普及到哪里，金融服务拓展到哪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操纵，不受时间、地点、气候、语言、文化、习俗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直达社会神经的末梢和底层组织细胞。春江水暖，我们在实践中真切的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业务的有力支持。建行的“裕农通”业务，打通了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止到目前建行已在全国设立了近9万个“裕农通”覆盖点。
       二是提高了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建行推出小微企业的特点，推出了“惠懂你”APP实现了全程在线提供信贷服务，无须再去评估、过桥、中转等费用，大大简化了贷款手续，提高了便利性。“惠懂你”自去年9月以来，下载量突破1000万次，绑定客户200万户，明显提高了便利性。
       建行融合现代科技探索出以“五化”（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为特色的普惠金融新模式，实现了“三一”（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一站式收费）的信贷体验。做到了普惠金融的精准滴管和穿透落地，拳头产品小微快贷累计为超过73万客户提供超万亿元贷款支持。
       三是提高了普惠金融的可得性。普惠金融业务分散、额度小、利润率低、风控压力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有效的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了营运效果。普通用户能够获取价格相对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增强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通过利用大数据搭建线上审批平台和风险控制平台，建设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今年的5月，我们建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客户数接近150万户，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超过8000亿，今年前5个月新增了近1500亿，新增贷款额度居五大行首位，增速超过30%。
       第二，大数据时代考验商业银行的数据整合能力。
       通常我们说在大数据时代得数据者得天下，但是仔细深究，如果仅仅是有数据，并不能说明你就能够得天下。我们认为如果商业银行占有海量数据但不能深度挖掘、分析并有效运用数据来创造价值，这些数据就只能是一堆废物。数据只有用起来、活起来才有价值，以数据架构设计、数据挖掘管理、数据分析运用、数据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数据驾驭能力，是数据经济时代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在大数据时代要想用好数据为普惠金融赋能，必须持续提升以下四种能力。
       一是提升基础数据架构设计能力。必须做好银行基础数据架构顶层设计，搭建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助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转型和未来银行发展趋势的数据架构，实现企业级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运用的统筹规划，在各个场景充分提高数据的使用效果。
       二是提升数据挖掘管理能力。必须建立安全管用的数据治理机制，对数据的采集识别、加工处理、分级授权和脱敏处理等进行全流程管控，确保数据传输的及时、有效、安全、完整。
同时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问责机制和执行标准，凭借数据管控平台，建立数据管理体系，推进数据的标准化、有序化、可视化，提升银行经营决策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
       三是提升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大数据正在快速改变传统金融的经营管理方式，必须注重利用大数据促进业务转型，通过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分析和模型化处理，从中提取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关键数据，优化治理结构，培育竞争优势，形成新的市场格局。
       四是提升数据价值创造能力。必须快速积累和充分挖掘多方数据，用数据优化流程、以数据驱动业务，让数据创造价值。要构建覆盖前、中、后台的数据驱动流程，全员研究数据、挖掘数据，让数据说话、让数据做主，做到用数据发现商机、用数据识别风险、用数据管控成本、用数据提升利润，真正实现“数据创造价值”。例如，近年来建行依托新一代核心系统建立了完善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体系，包括覆盖所有普惠金融业务的规范统一、集成互联的基础数据库，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提升了普惠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第三，大数据改变了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理念和方式。
       大数据时代去中介化、平台化、轻资产、重数据等特征使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一是重塑了普惠金融的经营理念，中国的商业银行从明确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倡导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当时间推进到数字经济时代，为这一理念的全面落地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数字化金融生态中，银行与客户的交互关系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户的话语权急剧上升，反客为主，单纯依靠以供给侧为中心的“坐等获客”的传统模式难以满足服务提质升级的模式。商业银行必须聚焦以客户为中心，从相敬如宾到携手同行，在业务流程中全面提升客户参与度，实现共处、共生、共赢，从发现痛点、形成需求、设计优化、产品销售到售后服务等环节，全面引入客户参与，从客户视角体验和审视金融产品和服务，保障客户能够获得安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二是改变了普惠金融的盈利模式。随着大数据广泛应用，微众银行、阿里贷等新型金融业态飞速发展，传统大行的普惠金融业务也在深刻的转型。从当前依靠做大资产规模增加盈利，逐渐转向利用大数据推行精细化的管理，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以建行为例，以前我们也想挖掘利用客户数据资源，但往往有心无力。现在随着新一代系统支撑下，全行数据治理水平大幅提高，服务客户能力大幅增强，客户对建行的综合贡献也显著提升，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和盈利来源。
       三是颠覆了普惠金融的金融生态，大数据改变了普惠金融参与主体的连接方式，重构了产业链、交易链、金融链、服务链等关系链条，丰富了金融服务范围和产品种类，推动金融生态向大众化、共享化、透明化、智能化和差异化发展。银行通过数字化、智慧化平台精准解决社会痛点和难点问题的依托数字生态体系建设，广泛融入的各类生产生活场景，为普罗大众提供无处不在、精准直达的温馨服务。
       四是创新了普惠金融风控模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是商业银行的看家本领，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以风险管控水平为边界，如果把业务发展比作装水的木桶，那么风控管控能力就是木桶的底板，只有筑牢底板，滴水不漏，木桶才管用，弥足短板，做长做强长板才有意义。大数据应用为提升普惠金融业务的风控水平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通过利用大数据资源可以深度挖掘现代需求群体行为特征，发展规律和风险隐患，在流程设计中预控风险，通过批量分析客户信息，可以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设定准入标准，优化风险安排。通过批量分析、内外不监控、预警信息对风险隐患客户实行早期干预。还可以综合考虑客户的道德品质、社会贡献、绿色生活等要素，全方位评价客户风险。
       第四，做好数字经济时代的普惠金融服务需要多方施策。
       数字经济时代下普惠金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银行、市场主体多方参与，按照“共建共享”思路充分发挥各方合力，共施良策，久久为攻，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一是建立健全数据立法和监管体系。建议政府加快推进大数据立法进程，对数据开放、共享和保护进行立法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基础上抓紧制定《全面数据保护条例》《数据交易管理法规》等基础性政策法规，统一数据标准，构成良好的市场法治环境。
       二是发展完善个人和社会信用体系。充实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面、客观记录个人社会信用活动，加快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加强财税、工商、监管等部门联动，推动政府开放公共数据，鼓励金融机构依法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防欺诈、反欺诈风险防线，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普惠金融信用体系。
       三是打造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承受着客户隐私泄露的沉重代价，特别是非正规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这种隐患更大。
       防范和管控隐私泄露风险，一方面要严厉打击泄露客户信息违法性行为，强化监督管理，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数据安全闭环管理，加强物理环境、系统架构等技术层面的设计，在制度层面对数据分层分级管理，杜绝客户数据信息泄露和滥用。
       四是推进货币、财税等配套支持政策。继续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充分发挥宏观审慎工具、扶贫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及再贴现等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
       整合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对银行符合条件普惠金融贷款利息以少征或免征增值税，准予银行普惠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
       探索财政贴息、银税互动模式，建立政府+银行+保险的小额信贷风险共担模式。
       合理运用激励考核机制，建立差别化的普惠金融贷款监管指标体系。
       展望未来，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是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而不仅仅限于“普惠”，所谓金融排斥就是某些弱势群体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体系，没有能力以恰当的方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对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或者是歧视造成的外生性金融排斥，本质在于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改善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由于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造成的内生性排斥，根本途径在于吸收最新科技成果，拥抱数字科技，融入数据时代，以数据科技提高普惠金融的能力，真正实现金融权利的机会平等、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金融服务的应享尽享。